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活力不断增加，国内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充分肯定了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的成就。但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经营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主，有较强的“内向性”特点，相对外企和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化经营较少。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出了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新目标，一个国家的全球经济竞争力一般表现为大企业的国际化市场化经营和竞争能力。截至2018年底，中央企业境外单位有9000多户，资产总量超过7万亿人民币，投资和从事业务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185个。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壮大国有资本，不仅要促进国有企业在日益全球化环境下国内市场保障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还必须促进国有企业走出去，整合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当前国有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主要方式

一是国际工程建设的传统优势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钢筋水泥等基础原材料生产能力居世界第一，我国还培养了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建设队伍。2005年以来，我国境外工程承包营业额逐年升高，从2005年的217.6亿美元到2018年1690.4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主要集中于交通运输、一般建筑和电力工程建设等行业，占60％以上，同时带动了我国设备材料出口逐年提高。当前，我国企业在全球最大的工程承包商排名及上榜数居全球第一，占全球海外承包市场份额近1/5，是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工程承包建设中，国有企业居于主体地位。全球权威工程数据的美国《工程新闻纪录》周刊发布的国际承包商排名225强中，从2015年始，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国建筑总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等中央企业，一直稳居入榜中国企业的前15名，中央企业是我国建筑企业走全世界名符其实的领头羊。

二是海外矿产资源、能源及港口、交通设施加速开发

重要的非再生矿产资源、能源，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关键的交通运输枢纽是全球化条件下海外资源有效运用的保障。我国资源禀赋不佳、供应能力不足，现有矿产资源难以满足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需要，跨国并购活动已经成为我国新获得矿产资源的主要方式。我国从2005年以来海外矿产资源并购飞速发展，企业跨国境外矿产资源投资从原来的亚洲和非洲地区扩展到全球五大洲80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我国能源、新能源、矿产领域一共发生50宗中资海外并购交易，国企并购集中于重要资源、能源、制造业及电力公用事业，如天齐锂业收购全球最大的碘和硝酸钾生产企业和领先的碳酸锂和氢氧化锂生产商SQM公司23.77％股权。紫金矿业收购加拿大以铜、锌、金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为主的上市矿业公司Nevsun发行股份的89.37％股份、塞尔维 亚 Rudarsko-TopioniarskiBasenRTBBorDooBor63％的股权。华润集团收购挪威电力公司全球第六大海上风电场Dudgeon海上风电场30％股权。

此外，我国在最近的十年内大举购买或出资修建港口，仅在2016年，我国就收购或承建了超过11个海外港口项目。目前全球前5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国有企业投资占了近三分之二，如缅甸皎漂港、斯里兰卡汉班托特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埃及苏伊士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东非吉布提港、巴布亚新几内亚莱城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港我国国有企业都有一定的经营权。

我国国有企业海外矿产、能源资源并购保障了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对重要交通设施投资既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我国长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交通运输提供了保障。

三是海外投资并购的新秀

海外并购是企业快速国际化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我国企业从2012年始不断加大海外投资力度，从2012年的878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1298.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05亿美元，完成并购项目405起，实际交易总额702.6亿美元。从2016年始，我国对外投资流量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至目前，我国对外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近70％，民营企业占30％，从企业数量来看，以央企为主的对外投资主体占70％以上。

当前，我国海外外投资朝着高质量、高效率、更为理性的方向发展，海外并购从一般资源能传统型产业向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转化。投资方式不断创新，出现了绿地投资、联合投资、股权置换等新的对外投资方式。如中国化工对世界最大的仿制药生产商安道麦（ADAMA）公司及先正达（Syngenta）的并购，中粮集团收购荷兰农产品及大宗商贸集团尼德拉51％股权和全球棉花市场中享有盛誉新加坡来宝公司51％股权，云南锡业集团对澳大利亚采矿公司BluestoneMinesTas－mania收购。通过这些国际并购，我国国有企业主动加入国际竞争，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寻求技术创新、吸引顶尖人才、提升品牌影响力，对实现自身转型升级、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价值分工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四是境外经济园区、合作区建设的新实践

我国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积极运用当地资源展开产能合作，境外园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18年末，我国企业在46个国家在建初具规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入区企业共计933家，累计投资209.6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22.8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14.7万个。同时，以资源和能源开发作为基本依托，我国国有企业加快了相关产业开发，以优势企业主导，优势企业与中小企业集聚，形成产业间集聚功、相互协助的产业协同效果。如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形成了“单个大企业+东道国企业”建设型模式、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重点发展石油加工等。我国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带动了其他国内企业走出去，同时实现了与东道国经济互利共赢。

五是海外上市融资促进治理结构国际化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和投资者相对成熟，海外成熟的资本市场既为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成熟的融资平台，也让国有企业尽快以国际化的要求规范自己的机制体制和经营管理，提高企业国际竞争能力，实现与国际高标准接轨，提升企业的国际信誉和知名度。近年来，国有企业，如中国铝业、中国东方航空、中国电信、广深铁路、华能国际电力、中国石化、中国南方航空等企业成功实现海外上市，不仅加快了国际经营能力建设，还大大加强了体制机制国际化转轨。

六是“一带一路”项目投资主力军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我国与包括欧亚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国分享优质产能，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从而构建一个互惠互利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夯实我国与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2013年至2018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年均增长5.2％，仅2018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05亿美元，其中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现直接投资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同期总额的13％。“一带一路”项目实施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其中，“一带一路”沿线的63个国家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93.3亿美元，建设了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270多亿美元，这些投资基本上均由中央企业完成。

一带一路项目的顺利实施，推动了我国相关产业走出去步伐，在实现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互利共赢的同时，实现了国有资本带动力作用。如中国交建集团在马来西亚总投资1000亿多元的东海岸铁路项目中，中标的工程车全部来自中国重汽，中国重汽工程车在马来西亚进口的中国工程车中占比达到90％。

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有加快走出去的同时，也存在不少短板和问题。

一是国际化经营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既表现为国际市场的占有、引领能力，也表现为从国际市场获得赢利的能力，国有企业长期面向国内市场，国际竞争力较弱和国际市场赢利能力偏低的问题较为突出。从进出口净值看，从2008年到2018年，我国国有企业实现的净出口值始终都是负值，2018年净出口负值达2901亿美元，比2008年翻了两倍。此外，一些国有企业海外经营不善，效益欠佳，甚至出现投资失误的问题较突出，国有企业巨大资产经营规模与海外国际市场盈利能力反差很大，反映出大而不强的问题。2018年发布的入围《财富》世界500强的120户中国企业中，国有企业占81户，中央企业占48户。加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建设，做强做优国有资本，已经成为推动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当务之急。

二是资本管控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

国有资本属于全民，境外国有资本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长期积累、来之不易的宝贵财富，必须加倍珍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本监管，国有企业必须把保值增值作为国有资本经营的第一要务，全面加强境外国有资本管理。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与西方跨国巨头在法人治理结构、资本管控能力等多方面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有的企业还存在管控失灵，出现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加强资本管控能力建设是国有企业推动国际化经营，实现稳健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是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市场化

企业跨国经营不仅要稳健的决策机制和市场化灵活的经营机制，更需要国际化经营的体制机制，需要高效整合国际国内多种资源、充分开发国际国内多个市场的能力，需要切实可行的本土化的经营战略，需要充分开发利用国际化人才、接轨国际化经营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这些都是我国国有企业国际化经营存在的明显短板。

此外，与西方跨国公司的更多采用本地化经营相比，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本土化、更多更好地利用当地资源，融入当地社会明显不足，如我国走出去的有些企业基本上不使用当地的任何人工和物资，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从本国进口，很少雇佣和培训当地员工。有些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和生活与当地居民隔离，形成较为封闭的“小圈子”。企业经营长期不能融入当地社会，必然影响到企业自身形象和长期经营能力。

四是风险管控能力需要进一步强化

在现代高度激烈竞争的国际国内市场环境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特别是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国有企业，更需要以防范风险、有效管控为目标，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国有企业风险管理能力较差，有些企业规章制度不健全，监督机制、合规责任追究机制缺失；有些企业内控制度与日常业务相互分离，内控事项监控失灵，重大风险事项的事先预警准备不足，亟需全面加强风险管理的各项制度建设。此外，在走出去的国有企业还需要大力加强经营合规意识，一些海外经营的企业合规经营意识不强，习惯于钻政策法规的漏洞，甚至违规决策、超授权从事高风险经营活动，不仅给企业自身带来重大损失，有些还给中国企业和国家形象造成重大损失。国有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必须加强强化内控制度建设，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遵守国内及所在国相关法律法规，保证国有资本的安全。

五是企业境外发展缺乏规划和协同

一些企业在海外发展缺乏战略规划与协同，出现了海外市场无序竞争，甚至恶性竞争，相互拆台的现象，甚至出现同一出资人管理的不同企业间在同一市场相互恶性竞争的情况。这些情况在严重损害出资人利益的同时，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国际形象造成不良的影响。

六是政策支持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受政府多职能部门管理，审批事项涉及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各部门的多头管理政策法规的不配套给企业带来诸多困扰，而一些企业海外发展紧急需要的战略支持、市场协调、安全管理、应急管理等方面政策支持不足，亟需加强相关部门政策协调。

加推进国有企业国际化经营进程

党的十九大提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目标，我国国有企业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要进一步提高自身资本管控能力，增强全球资源整合能力，进一步转换体制机制，加快市场化改革，打造核心竞争力，保证境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要以国际跨国巨头为对标进行国际化经营

国际跨国巨头经过百年的发展，已经具备全面的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及资本控制能力，具有成熟的跨国的经营体制机制，以及丰富的开拓、引导市场经验。国有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跨国经营，要虚心学习国际跨国巨头的先进经验，借鉴其先进的体制机制，实现跨越式发展。此外，国际跨国公司一般把可持续的市场开发和公司长期发展能力作为第一考核要素，国有企业国际化经营应与世界一流企业进行对标，合理设置考核指标体系，设立资本安全指标和长期健康发展指标。

二要加强资源整合能力建设

国有企业实现跨国经营就必须加快国际国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开发和高效整合的能力建设，努力实现本土化经营，融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当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同时，要加强国有资本走出去的规划与协调，尽量减少和避免同业竞争，杜绝恶性竞争，保障国有资本安全性和保值增值。

三要完善境外企业法人治理机制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实现企业科学稳健决策，保障资本安全的重要前提。跨国经营的国有企业管理链条拉长，科学稳健决策尤为重要。境外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应充分借鉴跨国巨头的先进体制机制，适应所在国国情，稳健发展。

四要强化境外资产监管

国有资本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出资人机构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加强对国有资本的监管，保障其安全性，促进保值增值。国有资本的根本用途本质保障全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境外国有资本经营必须服从这一目标，要妥善自理好海外发展与国内需求的关系。

五要完善相关政策支持

国有企业走出去必须接受国内相关政策法规监管，同时也受所在国法律监管。支持国有企业走出去，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进一步加快对走出去企业政策协调，清理相关政策，对相关企业及走出去目标国进行有针对性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接，引导和促进企业资产安全及合规经营，支持其海外发展。

六要探索境外企业党建工作新方式

党建工作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根和魂。国有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过程中，要积极努力探索和实现海外公司党建工作的有效方式。